作者：王晓

1.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核心工具

短期趋势中，基建投资与GDP呈现负相关特征。对于全球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基建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代表事项，也是逆周期调节的核心工具。在经济下行周期或危机阶段，政府会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基建投资，提升有效需求。当经济运行稳定或转入上行周期，总需求接近潜在产出水平，逆周期调控目标达成，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应调整，基建投资在保持一定规模力度的前提下，其绝对数量和重点方向相应改变。

在许多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关口，政府急于寻找维系或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基建投资在扭转经济颓势、调整产业布局、改善收入状况、提升就业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码基建成为政府寄托未来希望的首选事项。从理论上看，基于凯恩斯投资乘数原理，每一笔投资支出都将带来数倍于投资额的产出，但乘数理论的成立有其严格的约束条件和基础假设，包括非充分就业、不考虑贸易进出口等，现实世界往往难以满足高度抽象的理论假设，因而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因地区情况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异，其实际拉动效应也与地区产业结构、政府研发投入息息相关。

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各国相继推出了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在内的经济刺激计划。2021年美国通过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框架和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其中预算计划主要投向国内社会安全网络，包括家庭福利、气候改善、基建投资和就业扩张；基建法案主要用于道路桥梁、客货运输、清洁用水和清洁能源项目。2020-2021年韩国公布“第四个国家铁路建设规划”“第三个基础港口重建计划”“第九个长期电力供需基本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168.9万亿韩元，用于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低碳经济转型，这些投资将助力韩国国家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更快适应后疫情环境。

2.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构成

长期趋势中，基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构成，主要体现在基建投资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和基建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两个方面。

牛津经济研究院推测，过去1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基础设施投资/GDP）约3%，而在全球总投资中的比重达12%。在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区域政策平稳、投资环境友好的地区，基建投资表现更为亮眼。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院预测，“十三五”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约3.6-4.8万亿美金，平均基建投资占地区GDP的比重约6-8%。

在成熟经济体中，基建投资与经济增长一样呈现周期性波动，基建投资与GDP增长间的正相关系数约为0.87。美国的基建投资数据显示，基建投资的周期波动类似库兹涅茨“建筑（包含房地产投资）周期”，一个完整的周期长度约为20年。受婴儿潮起伏影响，1991-2006年美国地产市场兴盛，带动包括建筑、装饰、耐用消费品在内的上下游行业快速发展，2007年次贷危机导致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进入4年下行通道。

在战争、灾难等特殊时期，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并由此拉动钢铁、水泥等上游原材料行业和配套管理服务的直接需求，同时带动下游运营管理服务业，培植出对医疗教育、休闲娱乐、康养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培育稳定动能。从美国和韩国的基建投资历史看，两国基建最繁荣的阶段都出现在战时和战后，基建繁荣贯穿热战时期，并在战后灾后的一个较长周期内持续向好。美国的基建投资在二战时期达到巅峰，1942年前后美国基建投资占GDP比重高达16%，与其战时及战后迅速的工业扩张相适应。二战初，美国工业产值大约占全球工业产值的38%；二战末，该比例达到60%。韩国的基建投资增长与“汉江奇迹”轨迹吻合。1965-1973年，韩国通过支援越南战争和战争物资供应获得了推动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外汇收入，奠定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基础，同时利用外汇收入换取国外设备、技术和人才，推动自身发展。“汉江奇迹”期间，韩国的基建投资持续扩张并一直延续到1979年，投资强度一度高达16%。

3.政策是基建投资的主导因素

从需求侧看，基建投资受最终消费、货物或服务进出口等GDP构成因素影响，也受制造业、房地产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因素影响。短期内，基建投资是政府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长期内，基建投资与GDP增长呈现正相关性。在固定资产投资的三类主要构成中，一般情境下制造业的繁荣或多或少对基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而在热战时期或长期趋势中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则呈现共同进退的场景。

从供给侧看，政府意志是基建投资的直接驱动因素。基建投资作为政府托底经济的手段，既具备逆周期特征，也有明显的产业导向性。相较于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的可控性更强，更加利于短期内推动经济企稳、提振市场预期；相较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基建投资可有效规避货币宽松滋生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利于构建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和长期动能。在全球基建市场中，基建投资增长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基建投资规划或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援助计划，另一部分来源于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计划及政府间的合作框架。同时，地区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和基建专项投资基金、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基金为基建投资提供了主要资金来源。